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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骨学百余年传承发展
2021-05-07 来源: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2021年5月7日第2160期 作者:甘一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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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甲骨学是以甲骨文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人文学科,有狭义和广义之分。狭义甲骨学限于研究甲骨文本身;广义甲骨学则以甲骨刻辞为载体论述历史文化,是一门专门性学科。甲骨文作为中国最早的具有一定体系的文字,距今约3400年,122年前甲骨文被发现,使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提前了千余年。然而,由于其历时久远,难以辨识,需长期专心探究,方能知其一二,因此,甲骨学及甲骨文研究一度几成“绝学”。百余年来甲骨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如何?未来发展趋势怎样?传承发展甲骨学的意义何在?带着这些问题,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一曼。

  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:习近平总书记强调:“要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‘绝学’、冷门学科”,“还有一些学科事关文化传承的问题,如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等,要重视这些学科,确保有人做,有传承”。请谈谈您学习这段话的感受。

  刘一曼:培养研究甲骨文的专门人才很重要。“文革”以前研究甲骨文的人很少,估计约二三十人,到20世纪末有所增加,但还是不多。现在国家特别重视,纪念甲骨文发现和研究120周年活动的开展,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致甲骨文发现和研究120周年贺信发表以后,学界更加关注甲骨学学科的建设。现在全国有不少科研机构、文博单位及大学,如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和考古研究所、故宫博物院、中国国家图书馆、吉林大学、复旦大学、四川大学、中山大学、武汉大学、郑州大学、山东大学、安阳师范学院等,都有人从事甲骨文研究。这些高校也开设古文字课,讲授甲骨学,有些导师还招收研究生,所以现在在培养人才这方面比过去大有进步,研究甲骨文的人增多了。

  2019年11月1日,纪念甲骨文发现120周年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,由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主持,全国各地甲骨文学者聚集一堂。会上宣读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,贺信特别谈到甲骨文的重要价值。他提到甲骨文是汉字的源头,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,这就确立了甲骨文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崇高地位。过去我们对这方面的认识并没有提到这样的高度,甲骨文研究者或者考古学者,都觉得甲骨文确实很重要,但主要是从它对古文字、商代史、考古学等学科发展的重要性来认识的。习近平总书记把它提高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这个高度,我们要很好地认识这种提法。另外,也促使我们认识到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意义重大,增强了责任感。所以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,我和参加座谈会的人都觉得倍受鼓舞,今后应该为甲骨学的发展作出更大贡献。

  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:甲骨学发展历经百余年,请您谈谈100多年来甲骨学发展的主要阶段及成就。

  刘一曼:从1899年王懿荣发现甲骨文到现在有122年了,这100多年来,甲骨文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。

  第一阶段,从1899年到1928年,是甲骨文研究的创始时期。甲骨文发现不久,1903年出了第一本书,是刘鹗的《铁云藏龟》,1904年孙诒让写了考释甲骨文的第一部著作《契文举例》。以后,一些学者陆续对甲骨文进行研究,以罗振玉和王国维的研究成果最为显著。罗振玉是一位金石学者,有丰富的古文字知识。他搜集了3万多片甲骨,从中选出数千片编成《殷虚书契前编》《殷虚书契菁华》《殷虚书契后编》《殷虚书契续编》等。他还进行了文字考释,作了《殷商贞卜文字考》《殷虚书契考释》,认出了570多个甲骨文字。认识这几百个关键的常用字,就使许多卜辞能够通读,这是很了不起的成绩。另外,他还考证了甲骨文的出土地点。1899年发现甲骨文以后,甲骨文的价值逐渐被大家知道,古董商为了卖高价,并不说甲骨文出在哪儿。他们还诡称甲骨文出于河南汤阴或卫辉。罗振玉经过细心的探访,1908年终于了解到甲骨文出土于安阳小屯村,也就是殷墟,这也是罗振玉巨大的贡献。1915年他亲自到殷墟去调查、探访甲骨文出土的情况。

  王国维也对甲骨文进行研究,他编纂《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》,在甲骨文字考释上多有创见。王国维的主要功劳是考史,他有两篇很著名的文章《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》《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》,在这两篇文章中,他将《史记·殷本纪》的帝王名号、世系与甲骨文一一进行对照,发现《殷本纪》中的这些先公先王之名基本上都见于甲骨文,从而证明了《殷本纪》基本上是正确的。当然,也有一些小的错误,他也做了修正。他以甲骨文证史的研究,可以说功劳很大。此外,罗振玉、王国维又培养了一批学生,如中山大学的商承祚、容庚,四川大学的徐中舒,还有丁山、戴家祥、董作宾等。由于他们收集甲骨、出版甲骨文书籍、考释文字、考史、培养学生,所以1928年以前这个阶段的甲骨学被称为“罗王之学”。

  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:此后,甲骨文研究是不是进入了发展时期?请您谈谈这一时期的发展情况如何?

  刘一曼:是的,第二阶段从1928年到1949年,是甲骨文研究的发展时期。

  1928年“中研院”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考古组,由李济领导对殷墟进行发掘,从1928年开始到1937年,一共挖掘15次,其中董作宾的功劳特别大。董作宾是河南南阳人,史语所考古组开始派他去殷墟调查,看有没有发掘的价值。他到安阳以后,亲自到小屯村进行调查,写了调查报告,认为甲骨还没有挖尽,需要对遗址进行继续挖掘和保护,他的意见被采纳。

  1928年至1937年的15次殷墟发掘,董作宾参加了8次,其中3次还担任主持人。他与考古组的同仁发掘出了两万四千九百多片甲骨。董作宾对这些甲骨进行整理,出版了《殷虚文字甲编》《殷虚文字乙编》,从发掘出的两万几千片甲骨中选出其中比较好的予以发表,《甲编》发表了3942片,《乙编》发表了9105片。他最大的贡献就是对甲骨文进行分期断代。1933年,他撰写了一篇很著名的文章《甲骨文断代研究例》。从盘庚迁殷到殷纣亡国时间较长,有的说273年,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报告说255年,在这200多年里,甲骨文应该从早期到晚期有所变化。进行分期研究,可以很好地研究殷墟各个阶段历史发展的情况,董作宾用10项标准把甲骨文分成5个时期,所以学界认为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贡献,使甲骨文研究走上了科学发展的新阶段。

  郭沫若编著了《殷契粹编》《卜辞通纂》,这是两本很重要的著作。我在安阳开始学习甲骨文的时候,经常看这两本书。《卜辞通纂》把比较好的甲骨片收集起来,按照内容分类。《殷契粹编》则将大收藏家刘体智提供给他的甲骨拓片汇编成书,这些拓片摹拓效果不错,他选取了1595片,一片一片地释文。刘体智这批甲骨主要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,《殷契粹编》只收录了其中一部分,还有很多内容也是不错的,国图学者准备以后继续发表。郭沫若还写了《甲骨文字研究》。他一方面编纂甲骨文著录,另一方面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对甲骨文进行研究,取得了很大的成绩。

  罗振玉号雪堂、王国维初号礼堂(晚号观堂)、郭沫若字鼎堂、董作宾字彦堂,他们被人们誉为“甲骨四堂”。

  抗日战争爆发后,殷墟考古发掘工作就停止了。由于农民私掘,有些甲骨也流到古董商的店铺里。胡厚宣把这些甲骨收集起来,出版了几本著作,有些著作虽然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,但甲骨是在此前搜集的,如《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》《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》《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》《甲骨续存》。1944年、1945年胡厚宣出版了《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》《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》,用甲骨文研究商代历史。他参加过殷墟发掘,又参与了127坑室内整理,积累了丰富的经验,写出多篇质量很高的商史文章,为甲骨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。

  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:请您谈一谈新中国成立后,甲骨文研究有什么新趋向?

  刘一曼:第三阶段,1949年以后是甲骨文研究蓬勃、深入发展时期。这个阶段成绩辉煌,党和政府对文物考古工作十分重视。从1950年至今,除“文革”暂停了两年外,殷墟的考古工作一直在进行,所以又有些零星的刻辞甲骨出土。1973年,考古所安阳队在小屯南地进行主动发掘,发现5335片刻辞甲骨。以后,我与四位同事,花了八年时间整理出版了《小屯南地甲骨》(全五册);1991年我与郭鹏在殷墟花园庄东地发掘,发现甲骨1583片,其中有字的689片,完整的有字龟甲有300多版,这是甲骨文第三次重大发现。以后,我与曹定云一起整理出版了《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》(全六册)。所以,这一阶段新材料的不断出土,促使甲骨文研究向深入发展。

  以前甲骨文研究者主要的精力放在王卜辞的研究上。1936年发掘的127坑出土有字甲骨17096片,完整的甲骨有300多版,现在收藏在“中研院”历史语言研究所。花园庄东地H3坑出土完整的有字甲骨也有300多版,内容很新颖,也是十分珍贵的文物。以前127坑发掘的绝大多数是王卜辞,非王卜辞很少。而花园庄东地H3坑出土的甲骨卜辞,占卜主体是一位与王有密切关系的高级贵族“子”,是非王卜辞,这对非王卜辞和商代家族形态的研究都非常重要。这批甲骨出版以后,受到学术界高度重视,很多学者写文章、出书,引起了热烈的讨论。

  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:请您谈谈这一阶段,甲骨文研究的深入发展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?

  刘一曼:这一阶段,甲骨文本身的研究也很深入,编了很多甲骨文著录、专著和词典、字典等工具书。最重要的是郭沫若主编、胡厚宣任总编辑的《甲骨文合集》问世。《甲骨文合集》共收甲骨41956版,分13册,按照年代分为5期,按照内容分类,进行了系统整理。学界对《甲骨文合集》评价很高,因为它把很多传世的资料科学地整理出来。姚孝遂主编的《殷墟甲骨刻辞类纂》(全三册),把甲骨文词条逐条地编起来,如田字,凡是有田字的词条都收集起来,一条条地抄录,对照写出现代汉字的意思。于省吾主编的《甲骨文字诂林》,把每个字有几家解释都抄录出来。另外,还有一些学者编写了好几种甲骨文字典,如徐中舒主编的《甲骨文字典》,刘钊等编著的《新甲骨文编》,李宗焜编著的《甲骨文字编》(全四册),沈建华、曹锦炎编著的《甲骨文字形表》等。这些工具书的编纂对甲骨学研究起了促进作用。

  这一阶段,不单是文字本身,甲骨文本体的研究也更深入,如资料汇编、甲骨文考释、卜辞文法、甲骨拼合等。由于出土的很多甲骨已破碎成一小片、一小片的,有的学者则下功夫进行甲骨拼合工作,黄天树带领的团队拼了上千版,出版了五本书。将一些小片拼成大片,文字内容变得比较完整,相当于对甲骨文的再度发掘,很有用。宋镇豪做的工作也很重要,他带领团队整理、出版了旅顺博物馆、三峡博物馆等多个博物馆的甲骨藏品。虽然这些博物馆的藏品过去出版过,但没有出全。早年胡厚宣为了编辑《甲骨文合集》,到全国各地收集甲骨资料,但是有些小一点的并没有收到《合集》里,其实这些小片甲骨中的有些内容也很重要。另外,宋镇豪团队还到天津博物馆、山东博物馆,与这些博物馆同仁合作,将馆藏的甲骨重新整理,准备结集出版。

  故宫博物院、中国国家图书馆是国内收藏甲骨数量很多的单位,国图收藏了35000多片,有相当一部分还没有发表。故宫博物院藏甲骨有22000多片,过去发表的可能才几千片,现在他们正在进行全面整理,准备公布,他们的课题立项等工作我都参与了讨论。以上进行的这些工作充分说明甲骨文材料还在深度发掘、积极整理,有的公布了,有的准备发表出来。我认为着力于甲骨文资料发掘的这些基础性工作非常重要,能使我们更进一步地了解甲骨文收藏、研究状况。

        ■殷代武丁战征卜辞

  这些年,特别是近二三十年,学界从多角度对甲骨文进行了研究。有的从宏观角度,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一百多年甲骨文出土、收藏、研究的历程,如王宇信、杨升南主编的《甲骨学一百年》,王宇信《新中国甲骨学七十年(1949—2019)》,王宇信、具隆会《甲骨学发展120年》等。有的从考古学角度,我就是从考古学的角度进行研究的;有的从商代历史文化的角度研究,如宋镇豪和他的团队出版了《商代史》(11卷),其中很多方面是用甲骨文来研究商代的历史,宋镇豪《夏商社会生活史》也引用了很多甲骨文材料;还有常玉芝《殷商历法研究》、冯时《百年来甲骨文天文历法研究》;有的学者编著了《殷墟卜辞研究——科学技术篇》,探讨了甲骨文中有关科技的内容;还有从事甲骨文书法研究的。于是,呈现了从历史文化、社会生活、科学技术、文字书法等不同视野深入发掘甲骨文内涵的态势,启迪思考,推进研究。

责任编辑:常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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